如何理解「恐怖分子的事后哀愁」？ 《可以睡觉》的剧本移植与诠释问题

戏剧本体与文宣之间断裂不是问题，真正重要的，反而是如何处理历史经验「真空」及其带来的问题：在一个没有大规模马列主义抗争、更从未因此出现恐怖主义支派的台湾社会，创作者如何跟其中成员谈论「恐怖分子的事后哀愁」？这难道不是跟一个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宣告笑傲江湖吗？